只有一个任志强

只有一个任志强

任志强老了。

10月22日中午，任志强在位于北京(楼盘) 西城区华远企业大厦的华远集团公司食堂吃过午饭，咂吧着嘴到公司图书馆转了一圈，然后跟记者说，“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得去睡午觉。”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原来我不用睡午觉，现在每天都得睡会儿。”

当天上午，任志强在公司召开了关于他退休的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卸下华远集团的所有经营性职务。这一年，任志强63岁。

三年前，任志强接到组织部门通知，卸任西城区国企华远集团的官方职务。之所以未能正式退休，是因为他要处理一个重要事务，将华远集团从湖北省国资委的管辖之下，转移到北京市国资委的管理中。这是华远地产当年借壳上市的遗留问题。

但在这个时点上，并没有太多人关心华远集团的上级单位是谁，也没有太多人在乎任志强是怎样安排接班人的。更多人关心的是，今后任志强还会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里——过去十几年，任志强给公众带来大量的话题，尤其在房地产界，任志强不可或缺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任志强已经超脱了房地产商的身份，而更像一个公众人物。如果结合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剧变、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，他甚至已演变成一个时代符号。

任志强并不讳言这点，他甚至在自传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，“哪怕一个再渺小的个人，也可以为一段历史，甚至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背书”。虽刻意低调，但所有人都承认，在这个时代中，任志强才真正称得上独一无二。

不会“撒娇”

多年前，当任志强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理直气壮地评价房地产市场，并大胆断言“房价要上涨”时，大部分听众都会对他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极不适应，并质疑：这个人是谁？他凭什么这么说？

任志强当然有资格。1984年，北京市西城区国企华远地产招兵买马，从部队复员三年、并有一定创业经验的任志强应聘加入。随后几年，任志强工作成绩出色，并于1993年起担任华远集团总裁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。

1994年，华远在确立房地产为主业的业务构架后，与香港中资公司华润集团合资组建华远房地产公司，并于两年后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，成为国内首家登陆资本市场的房地产企业。在此之前，任志强带领华远完成了股份制改造，并成为国内第一家中外股份制企业。

由于起步早，土地储备丰富，从那时候起，华远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。

大到什么程度？1996年华远上市之初，一家南方的房地产开发商找到任志强，希望华远通过上市后获得的资金对其进行收购，从而达到换掉原有大股东的目的。这个人是王石 ，这家公司叫万科。

但由于万科大股东深特发拒绝出让股权，导致这次收购未能成行。然而，华远的大股东华润(北京)置地却在2000年完成了这次收购，并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变化。

由于华润旗下的两家房地产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，限制了华远的发展，任志强十分不满。经过长期沟通未果后，2001年，任志强将华远旗下的项目全部卖给华润，仅仅手握华远的品牌，进行二次创业。2003年，华远借壳京西旅游上市失败。2008年，华远借壳SST幸福实业成功上市。

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，任志强倔强而强硬的性格在那时已经显露无遗。有知情人士这样评价，当时的形势类似于华远和万科两个孩子争宠，但任志强既不卖萌也不装嫩，反而给家长讲起了原则，结果华远自然失宠。

华远与万科的梁子也就此结下。任志强非常反感有人拿华远与万科对比。虽然万科贵为国内头号房地产商，但任志强多次提到，“放在过去十年来看，华远比万科的净资产回报高多了。”

事实确实如此，从净资产回报率来看，华远长期稳居上市房企前十。而万科规模虽大，净资产回报率却并不高。

不仅如此，任志强对二次创业之事还颇为自豪，“我觉得我还挺棒的”。他说，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，能够成功东山再起的人只有两个：任志强和孙宏斌 。孙宏斌建立融创时，接手了顺驰的一些优质资产，而华远几乎是“从零开始”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由于错过一些重要机会，华远的规模一直未能做大。一是二次创业，使他失去了以前的积累，起点比同时期的房地产企业更低。二是华远第一次借壳上市失败，使其错过了中国资本市场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对此，有人归结为任志强的决策失误。至少在后一件事情上，任志强是有反思的。“我们当时没有对京西旅游做好调查，没想到他们董事长出了问题(2006年12月，京西旅游董事长刘利华因经济问题入狱)导致我们错过了中国资本市场最好的时期，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融资做大机会。”

而站在任志强的角度，此后的事情便不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。一方面，中国房地产业虽然欣欣向荣，但房地产企业再无更好的融资机会；另一方面，政府部门的限制使得华远地产一度无法在京外拿地，难以实现规模扩张。

“大炮”凶猛

不管是不是政策原因导致华远未能做大，任志强与政府部门多有摩擦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多年来，任志强先后站在集体所有制改革、股份制改革、股权激励制度改革、薪酬制度改革等的最前沿。他在实践中，屡屡受到行政力量的掣肘。与此同时，“有形之手”对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干预，也让笃信市场力量的任志强颇为不满。

1998年8月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签发国务院“23号文”，拉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序幕。10月，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一次年会上，任志强在发言中对上述文件提出批评，称“当把住房推向市场化时，应同步建立城镇住房社会保障体系。”

他还认为，如果当初建立了这种保障体系，就不会出现如今“大跃进”般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局面，也不会有房价的不断高涨和限购政策的出台。

但在当时，他的发言激怒了在场的很多官员，甚至被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批评“缺少政治敏感性”。

事实上，此后任志强不断唱多房价，正是建立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之上。他认为，在住房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，购房者涌入商品房市场，使得市场供不应求，房价便有了上涨的动力。

过去多年来，任志强几乎与所有涉及房地产的部委发生过意见冲突，包括证监会 、银监会 、住建部 、国土部 、财政部等。1999年，他甚至因工程款的问题将国土资源部告上法庭，后在法庭和北京市政府的调节下和解。

作为国企领导的任志强，视政府部门为最大的苦主，听起来颇为诡异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因为任志强更加信奉契约精神，“我跟潘石屹做了差不多有80个亿的生意，没有因为合同的事争吵过一次，两个人的契约精神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就能成为朋友，什么都可以信任。”他与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烟盒上草拟合同的事，多次被他拿来炫耀。

任志强曾想过，退休后成立一家研究机构，继续紧跟市场动向。得知此消息后，西城区政府便有意牵头成立一家研究所，邀请任志强加入。但老任赶忙拒绝，因为“实在不想再给政府打工了”。

潘石屹曾透露过这样一件事情。在住建部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，由于和对方的观点相左，任志强提出严厉批评，甚至把对方小姑娘“骂哭了”。这一幕使得在场人士颇为尴尬。会后，潘石屹曾劝说任志强不要太严厉，但他的表达方式多年未改。

有意思的是，促使任志强真正成名的，并不是他在华远集团建立的成就，也不是他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，而恰恰是他这种犀利的表达方式。有人总结说，唱多房价、批评政府、挖苦媒体，是任志强演讲的长期主题。在多次犀利的批评后，“任大炮”之名迅速传开。

出色而个性化的演讲才能，使很多人忽略了任志强的逻辑和论据。多年前，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联合华远地产等多家房地产企业，成立REICO(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)工作室，对房地产市场做最前沿的研究。任志强在演讲中引用的大量数据，均出自这一工作室。REICO工作室还会定期向住建部提供报告，供决策层参考。

正是由于对市场一线颇为了解，使得任志强对于很多“异端”的观点不能容忍。因此，在他的演讲中，常常与同场嘉宾针锋相对，他甚至经常用“无知”、“傻瓜”等字眼来批判对手。虽然会得罪人，却也让观众听得痛快。

不断跟人抬杠，使外界对任志强形成了一个固有印象，即一个眉头紧锁、表情严肃的“老愤青”。很多人不明白任志强的“愤怒”从何而来，潘石屹的一句评价或许能解释：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打死他，他也不会说一句假话”。

华丽转身

“大炮轰鸣”一度给任志强带来不少非议，除了网络上大量的攻击和谩骂之外，任志强还曾被评为“中国人最想揍的人”第三名，也曾接受过被扔鞋的“礼遇”。好在他心态好，不以为意。

大概从2008年开始，任志强的形象逐渐扭转。大众渐渐觉得，他对房价的屡次预测无一失手，他的逻辑和表达方式也逐渐被人所接受。2009年微博诞生后，任志强逐渐成为微博名人，他的微博粉丝数和活跃度至今名列前茅。

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任志强先后出版《任我评说》、《任你评说》、《任他评说》三本书，颇为畅销。2013年，他还出版了回忆录《野心优雅》——一部历时三年、近60万字的自传。

任志强对自己形象的转变颇为得意，并多次提到自己已经从“最想揍的人”变成“姑娘最想嫁的人”。他在《野心优雅》中将自己称为“逆袭者”，并用“从人民公敌到大众情人”来形容这一过程。

在“娱乐圈人士”潘石屹的引领下，任志强开始跨界。他西装革履地出席各种时尚盛会、与娱乐明星侃侃而谈、拍摄杂志封面、客串节目主持、参加“冰桶挑战”……俨然从“万恶的”开发商变成了受人追捧的公众人物。

任志强对这些主业以外的事情颇为上心。2010年8月，任志强在微博上痛批武汉(楼盘) 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劣，不配谈房价。其背景在于，参加当地一个论坛的任志强，因交通拥堵两次错过当晚回京的飞机，导致他不得不住在机场附近，并在次日一大早赶回。

潘石屹随后揭秘了任志强愤怒的真正原因：他要在第二天晚上与张曼玉共进晚餐，武汉恶劣的交通状况让他险些爽约。

如今，任志强还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。这是一个以治理沙尘暴为目的的民间环保组织，任志强受好友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的推荐加入。他每年要花3个月的时间在这项工作上，不仅不赚钱，还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

今年国庆长假期间，任志强和SEE的会员们登上贺兰山，他高兴地在宁夏与内蒙古两省的界碑处拍照，结果不慎冻感冒了，让家里人一阵担心。

虽然对这项工作乐此不疲，但在加入之初，任志强还是不改“大炮”本色。由于对选举制度和某些章程不满，任志强不断提意见，声称“要对会长等重要职务有罢免的权力”，并最终促成了一些条款的修改。

2008年，任志强在当年度的理事大会上再次炮轰制度，时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的王石说，“前任会长刘晓光就对任志强很头疼，他不停地提各种意见……不过，我的态度是欢迎监督。”与会的人感叹，无论在任何圈子里，能让王石低头的人并不多。

如今任志强还是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主席，这也是一个“只花钱不挣钱”的活儿。另外他还担任多家高校和机构的客座教授、顾问等，名头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。

相比之下，他所拥有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、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、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行会长等“正经”头衔，更像是一种“副业”。任志强毫不讳言，自己退休后将利用这些身份去出席各种活动，并将获得的酬金用于公益事业。

唯一遗憾

任志强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，与他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。

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的一个“红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家庭，父母都是因为抗日而参加革命，并笃信马列主义。建国后，父亲任泉生曾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，母亲曾担任部委干部。

为回应“借助家庭背景取得成功”的质疑，任志强在他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创业过程，并表示自己在创业时父亲已经退休，并未受到过父亲的任何帮助。

不过，从性格方面来看，任志强却颇有家传之风。他在自传中写道，“说真话是父亲一辈子都坚持的性格，‘文革’时也正因为这种说真话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和某些当权者，并因此被罢了官，进了干校。同样也因为说真话而能独当一面、获得信任。”

对于母亲，任志强更多表现的是孝顺。任志强曾说，自己讨厌国企作风，但仍然在华远干到退休，除了对公司的感情因素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孝道，“有时候人既得尽忠也得尽孝，我在国有企业干得好，我妈高兴得够呛。”

这种革命家庭的背景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任志强的价值观。就像任志强之所以从事公益事业，是“出自自觉和信仰”，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“人们需要你”，“人们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是个人；当人们不需要你了，你连狗都不是。”

有人说，这种淳朴而直白的价值观念，使他区别于后来的职业经理人，并成为那个时代企业家身上特有的标签。

任志强性格中的另一部分，来自于部队生活。从1969年参军到1980年复员，在11年的军旅生涯中，任志强先后任排长、参谋等职，荣立一次二等功，6次三等功。同时，他也曾屡屡突破常规，从而显得“不服管教”。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强悍作风和充沛精力，都被认为与军旅生涯颇有关系。

然而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一生要强的任志强正在与岁月妥协。他脊背渐弯，白发增多，喜欢回忆往事。出于身体健康考虑，任志强已戒了大半年的烟，虽然“没戒干净”，但已经很少再抽。

任志强玩不转智能手机、ipad等电子产品，也不会去尝试爬山、滑雪、跑步等“下一代”企业家们所热衷的运动。尽管对自己的经历颇为自豪，但他也看好未来的年轻人，觉得年轻人一定比老年人有冲劲。因此，退休后，任志强不想当“太上皇”，插手华远的经营。

似乎只有一件事情，让任志强感到遗憾。

任志强与现任妻子结婚时已是二婚，这使得他们在生育时年龄偏大，未能再度添丁。以至于他退休了，自己唯一的女儿还未大学毕业。至少在最近几年，他还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，过上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。

“遗憾就是没多生几个娃娃吧，当时要是有好几个娃娃的话，等你回去有一大堆娃娃，心里会很轻松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就麻烦。”任志强说，“我尤其比较嫉妒我们公司的年轻人，好几个都生了俩孩儿。刚下通知说可以再生的时候，他们就生，我看着心里真嫉妒。”

说这些时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落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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